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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汉正街的前世今生天下第一街三次变脸国内动态-【新闻】

发布时间:2021-05-24 05:10:35 阅读: 来源:办公桌厂家

汉正街即江湖,短短27年间已经更迭了三代,有最初聚集在“老三镇”的103户街坊邻居,有90年代初的“流民”大举入侵,还有现在顶着博士、硕士头衔开创着现代化营销模式的年轻人。

当1979年39岁的盲人郑举选以15元起家,在汉正街贩卖针头线脑的时候,他不会想到6年后自己在面对法国《生活》周刊记者雅克·侯赛尔时会谨慎而骄傲地表示,“我就是传说中的百万富翁”。

当1991年同样39岁的王仁昌振臂一呼,拉出1000多人要在汉口火车站再造一条汉正街的时候,他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就此金盆洗手,淡出汉正街。

现在,郑举选回到了老家蔡甸,包下千亩鱼塘养殖螃蟹。王仁昌大隐于市,创作着关于汉正街的三部曲。

同样,在汉正街的工艺礼品城,有着博士文凭的顾王明和有着3张硕士文凭的王康将各自的礼品店分别开在最黄金的地带,相距十米,分庭抗礼。

第一代江湖

一位在汉正街发家的商人这样形容早期的汉正街商人:“第一代的人都有很强的江湖义气,这让他们很容易混出来,但也很容易失败。”

“麻瞎”到“盲侠”

1979年6月30日,郑举选,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……

郑举选留在汉正街的只有一座铜像和无尽的关于“麻瞎”的传说。

有人说他在鼎盛之年急流勇退,从此安享晚年;也有人说他当年仓惶撤市,在自家客厅里堆了几百箱积压的小百货。

“‘麻瞎’在汉正街上,有点精神领袖的样子。”一位老人告诉记者。过去在汉正街上,谁家有红白喜事,都会恭恭敬敬地亲自上门邀请“麻瞎”郑举选。

1979年6月30日,因“投机倒把”罪被关押了18个月的郑举选,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。狱中,他没有供出和他往来的客户名字,这为他以后的生意赢得了“江湖名声”。文革时期他经营地下小百货,拥有一个横贯数省的地下营销网,由于参与者大多是盲人,所以被称为一条“看不见的战线”。

出狱后的郑举选以贩卖小商品起家,他说是“穷怕了”。一出看守所,郑举选就办执照,公开摆起竹床摊卖扣子。退休已13年的任正运曾分管汉正街市场12年,任正运说,“他做生意有一套,全国好多人来进货都找他,他可以让你先拿货,卖完付款,卖不完退货。这在今天已很平常,但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。”

“儒商”王仁昌

1981年,另一个传奇人物王仁昌被逼上汉正街……

“那年我获释回到汉正街”。一没“单位”、二没户口的王仁昌变成了一个生活无着的闲人。“我父亲正在做小生意,我就开始在汉正街打拼。”

在此之前,王仁昌曾先后是华中师范大学数学系的学生、乡村教师和“现行反革命”。而他的父亲王裕卿,则是上个世纪40年代,被称为汉正街的“三把刀子”之一的王润记纱号的老板。三大改造以后,由于他接受改造的态度好,后被安排到武昌火车南站当了一名营业员。

王仁昌是汉正街上首家经营自动伞的商户。在当时,自动伞已经超出了“小商品”的概念。“当时汉正街的定位是小商品市场,是国有流通领域的‘拾遗补漏’。小商品仅仅是针头线脑之类的,但汉正街已经突破了这些,人们都在讨论服装算不算小商品、伞算不算小商品。”《中国汉正街报》总编罗建国如是说。

出名之后

所有的争论在1982年8月28日戛然而止,当天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社论——《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》,赞誉汉正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“试验田”和“风向标”……

汉正街的模式得到了肯定,社论发表后不久,武汉市成立了个体劳动者协会。汉正街被国家定位为一个“以个体商贩为主、以批量销售为主、以经营国家计划外小商品为主的市场。”

到了1985年,法国《生活》周刊记者雅克·侯赛尔采访郑举选的时候,郑说,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,我想我一定会成为百万富翁。”实际上,郑举选那时已经是百万富翁了。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上,“盲侠”这个更为意气风发的外号逐渐取代了“麻瞎”的称谓。

而王仁昌,则因一部后来被改编为电视剧《汉正街》的小说《风流巨贾》,被称为“儒商”。1991年,其主管部门要求将街上摆地摊的商户全部迁到屋子里去。作为个体劳动者协会汉正街分会常委的王仁昌以不合作的姿态出现,并聘请郑举选为顾问,准备在汉口新火车站另辟一个市场。

王仁昌回忆,“武汉新建电气列车始发站,我就在火车站投资配套新建批发市场,但火车站因缺乏资金不能投入使用,我精心设计的规划全部泡汤。”

后来,他的弟弟王仁忠建了一个公司,“他要我帮他操作,我就去了。”在此之前,王仁忠曾在国有企业工作,利用工休的时间做哥哥的助手。这是王仁昌的第二部小说《下岗之后》的原型。

“流民”攻陷汉正街

江浙人、湖南人、“乡下人”、下岗职工、无业游民,这些人构成了汉正街创业的第二代人。他们极大地改变着汉正街的面貌,街坊邻居的熟人社区也逐渐被天南海北的口音淹没。现在的统计数据是,汉正街上40%是江浙人,40%是其他地方的外地人,只有20%为武汉人。

“扁担”挑到汉正街

上世纪90年代初,逐利于全国的江浙商人、被砸破铁饭碗的下岗工人、由最底层起家的农村人开始涌入汉正街。“很多人发了家,也有很多人背着一身债跑了,挺过来的逐渐在汉正街站稳了脚跟。”

湖南人周乐喜在拥有自己的店铺之前,挑了13年扁担。“我从家乡到湖南新邵挑几百块钱的箱包,然后全国各地去卖。”现在,他在汉正街最高档的暨济商城有自己的品牌店铺,而当年随他一起出来的侄子,已将工厂开到了广东,“身价已有上千万。”

他1987年来到武汉,“就一直没有离开。”开始仍然是老路子,挑着扁担沿街叫卖。“后来因形势所迫,我们不得不进商场经营”。周乐喜说,做“扁担”的时候,汉正街的管理并不太好。“城管工商要查,地痞流氓还经常抢东西。”于是,在1996年,华茂商城建起来的时候,40户在全国各地“扁担”经营的湖南老乡汇聚汉正街,孤注一掷,开始入室经营。

“当时光租金一个月就要4000块钱”,1996年,周乐喜将自己多年的积蓄几万元钱全部砸了进去。“当时我们这些湖南人一共要交50万元的押金,我们只好打电话向全国各地的老乡借钱。”

现在,周乐喜的生意在汉正街上算不上很大,但对比当年徒步从新邵走到南宁卖箱包,他已经很知足了。“我在武汉买了房子,孩子们都在读书”。他的儿子在湖南商学院读研,“没有想过让他子承父业,先在外面锻炼几年吧。”

“扎堆”的“乡下人”

这一时期,汉正街的人员构成在渐渐发生变化。土生土长的汉正街人被四面八方涌来的人所淹没。武汉人在汉正街的生意场上,渐渐被边缘化了。

“乡下人”——这是汉正街上对那些来自武汉以外的省内地区的人的通称。在开始的时候,这个称谓是带些许蔑视的,但渐渐地,这些“扎堆”在一起的“乡下人”分割着原本属于武汉人的市场。

“武汉人做一天的事,就要有一天的回报。”闵小根这样分析武汉人的商业基因。他是蔡甸人,“我原来也有这种想法,后来在汉正街上被慢慢改变了。”周乐喜也这样认为,“武汉人把‘利’看得很高,我们湖南人是薄利多销。”

从汉川来的一位小商人告诉记者,“武汉人大多是单打独斗,我们汉川人扎堆的多。”至于温州人,按照周乐喜的说法,“他们‘通婚’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。”

而江浙商人仍然是汉正街上的商业典范。“他们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,敢想敢干。吃了亏也不怕,就当是长见识了。”闵小根在最开始创业的时候,也是跟着江浙商人学起。本新闻共2页,当前在第1页1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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